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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共有独角兽企业409家，分布于12个领域，总估值超过1.5万亿美元，占全球独角兽企业的近30%。

　　在2025年中关村论坛上召开的全球独角兽企业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学者、企业家和投资机构的关注，大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独角兽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目前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各方还需要为独角兽企业探讨制定更多新政策以助力其稳定快速发展，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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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李稻葵认为，用独角兽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活力是不公平的。

　　李稻葵说，中国有三个基础决定了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一是有实体经济庞大的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大，新企业就容易迸发出来，并且能快速成长。

　　“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还在不断发展，这为我们的独角兽企业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经济基础。”李稻葵认为。

　　第二个基础，是从事工程技术研究的人才众多。“中国大部分独角兽企业是搞科技的，而不是纯粹的文化类企业，即便是文化类企业，它的基础也是科技。比如动画片，在这方面中国遥遥领先。我国一年的工程类大学本科和大专毕业生达到440万人，比全球其他国家的工程类毕业生的总和还要多，这是我们创新的基础。”李稻葵认为，中国的专利数量、科技论文的数量也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在数量增长的前提下，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是中国软件不断更新，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企业不断涌现的、非常具体的基础支撑。

　　第三个基础是资金充裕。创办独角兽企业并且让它快速发展就需要融资，“中国经济的国民储蓄在全球大经济体里排第一位。这么大的资金量，一定能够支撑各种各样的基金去投资快速发展的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李稻葵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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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创建“第四类”机构

　　那么，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潜力为何没有充分释放呢？

　　李稻葵认为，从表面上看，短期的直接原因是资金转化机制不畅。我国资金储备充足，居民银行储蓄持续增加，但大量资金堆积在银行，未能有效转化为支持独角兽企业和新兴企业发展的基金。过去几年，受国际形势等因素影响，加剧了新兴企业的融资难度。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资金难以转化为基金的一个原因是退出机制不完善，“这成为当前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痛点。”李稻葵指出。

　　从深层次来看，还涉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李稻葵在演讲中提出了建立“第四类”机制的观点。李稻葵认为，当前的核心问题是，需要探索在现有的公务员、事业单位（非营利单位）、国有企业（包括基金）这三大类广义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之外，创新打造第四类机构。第四类机构可称为新兴企业或市场培育机构。

　　“第四类机构就是广义的准政府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由他们来组成市场培育机构。这些机构可以配置一些国有基金，让他们去进行被动的、少量的投资。未来如果这家企业发展好了，能够上市，或者成为独角兽，那么，这类市场培育机构的业绩也就提高了。”李稻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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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投资报）